今天是 201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近日，南都记者调查发现，有高利贷团伙通过一些网络借贷平台向女大学生提供“裸条放款”，即进行借款时，以借款人手持身份证的裸照替代借条。当发生违约不还款时，放贷人以公开裸照和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的手段作为要挟逼迫借款人还款。一女大学生称，今年2月通过一网络平台借了500元，周利率30%，因到期还不上借新债还旧债，利滚利目前已达5 .5万元。在欠款过万时，被要求手持身份证拍裸照作抵押，无奈之下只得照做。
按照官方调查了解，事发当天上午，旅游团出 发时，因为该游客夫妇上车迟到，导游将他们的座位调给了别的游客，虽然导游进行了解释，但夫妇俩仍然大为恼火，在表达诉求过程中使用大量不文明语言。经过 旅游调解委员会协调，涉事游客夫妇认识到自己的语言、行为不文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向导游道歉。导游吴某顾全大局表示接受道歉，他说“有点委屈，可是自 己并未对此生气，只是希望游客能与我们旅游服务者携起手来，让旅游真正成为享受。”
“病有所医”应是公民最基本的福利之一，签约家庭医生制度的提出，正是医疗体制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可以肯定，它不会这么快地到来。关于新医改，有学者曾经奉献了一个观点，新医改的成效主要有三个衡量标准。
28日上午，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旅游服务体验式调查情况通报会上，通报了开展“国内部分旅游线路体验式调查”的情况。中国是旅游大国，国际上大都认可。中国游客横扫一国商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外或者海外并非不存在宰客坑客现象，可仔细探究，大多与国内旅行社的“低价团”有关联。如果症结确实出在当地，一经投诉，解决的渠道比较畅通(当然，少数不发达地区除外)。这就令人费解，为什么中国游客在国外像土豪，豪气冲天，在国内却像末等公民，任人宰割呢?
互联网社会交媒体的兴起，让人们重新思考在中国当下社会，关于“公”与“私”的关系。“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中国智慧，仰赖于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民间社会，及其一整套社会机理，这个过程在于发动群众智慧，而不在于听谁的嗓门大，更不在于以“群众”为名的懈怠责任或利益谋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程序正义(而不是权利意识)才是法治建设最要紧的部分。
媒体报道受到质疑是常事、常态。但是，回应质疑应当有一种职业规范，它应当被看作是与新闻报道一样的职业行为；至少应当得到媒体同人或内部相应机构的认可；在文本上对事不对人。在这方面，我们的业内共识还不多，新闻业应该多一些探讨。
有专家曾指出，高校“掐尖战”的终极动因是高校社会声望与品牌价值的保卫战。只有维护住学校的声望，受到的关注度高，学校从国家与社会获取的教育资源才会多。北大、清华，谁也不愿在竞争中失去优势，所以，“抢状元”的戏码才会年年上演。
“能力与学历到底哪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上一直有着讨论，学历作为敲门砖，在很多时候是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去向甚至是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前提。但细看此新闻，不难发现，学历与能力其实并非矛盾对立的两样事物。
部分富人通过合法途径向海外“转移”部分资产，分散家庭的经济风险，这通常不能看成特别的政治信号。一个家庭的资产达到一定数额后，产生这样的考虑是正常的。
公民免于恐惧，不仅是可以自由、无心理负担、不需要担心报复地公开表露个人看法，退一步讲，即便工作环境与公共场合还有这样那样的限制，相对私人的空间中还可以稍微放松地谈论，不必设防，无须战栗。这是社会从管制走向开放、国家从畸形走向正常的一个过程，take it esay放轻松，国家转型才有希望。
减刑的法理是善行折减。一个罪人必须以实际行动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才能被考虑减刑。虽然忏悔属于善行，但这种善行仅限于当事人自身，对社会并无多少益处。这是因为，忏悔是当事人自省的独白，净化的只是其个人的心灵。这种善行，不该有任何功利的成分夹杂其中。
看病贵、看病难长期困扰着百姓的生活。一些药企在上报药品零售价时，不仅已将专利、独家研发等成本囊括进去，甚至还包括了二次议价、医院医生收取回扣的成本也打了进去。毫不夸张地说，只要官商一体化存在一天，药价虚高现象就会存在一天，群众“看病贵”问题也会随之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