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1湖南考古汇报会举行,看看湖南有什么新发现

发表时间:2022-01-23 18:30:08

来源:[来源:三湘都市报]

三湘都市报1月23日讯(全媒体记者 吴岱霞)2021年新冠病毒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上空,湖南考古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迎来了又一个丰收年。1月21日至23日2020—2021湖南考古汇报会同时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

在澧阳平原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线索

澧阳平原是湖南考古的圣地,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地区。最近几年来,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项目,我们在澧县鸡叫城、孙家岗、华容七星墩等遗址开展了连续多年的工作,本年度的发掘收获颇丰。

澧县鸡叫城遗址在2020年发掘的基础上,揭露出一座屈家岭文化中晚期(距今4700~4800年)的五开间七室、面积达420平方米(如果加上回廊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大型木构建筑遗迹;对外围二、三重环壕之间区域的解剖表明,二、三重环壕形成于石家河文化时期;水稻田的发现,为海量稻谷壳的来源找到了归宿。

由此可见鸡叫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的一个缩影,为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演变、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资料。

孙家岗遗址是洞庭湖地区目前可确认的唯一一处以肖家屋脊文化堆积为主体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遗址,以出土精美的玉器闻名于世。2020、2021两个年度主要是对居址区的发掘。通过工作,了解到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洞庭湖地区先民们的房屋营建方式。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建筑F13,整体坐落于一座大型人工堆筑台基之上,平面呈长方形,包括略呈东西向排列的4间方形房间和其北部的廊道五部分,整体建筑面积153平方米,方向北偏东24°。这是一座以夯土为墙体的带廊道的多间建筑,具有很高的等级。

探寻楚人入湘的足迹

楚人虽然不是湖南的原住民,但对湖南的开发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楚人对南方的开发,才有后来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关于楚人入湘的问题,近年来有重大突破。

2020年罗城遗址小洲罗地点的发掘,证实文献记载的楚文王迁罗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对罗城遗址城墙的解剖和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表明,城址是在原来遗址的范围上建立的,是战国晚期兼并战争加剧的产物。

无独有偶的是,在长沙市梅溪湖湄子滩遗址,也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楚文化遗存。该遗址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建筑遗迹,位于中部的房址为圆形,南、北两侧的房子为长方形。应是一处具有特殊性质的遗址,其功能有待后续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

专家初步推测梅溪湖湄子滩可能是楚人以此为据点即将渡河进入长沙城的第一站。该遗址的发现,无可争辩地表明,春秋晚期时楚人势力已深入到长沙地区。

战国秦汉考古成果颇丰

战国秦汉时期的遗存是全国也是湖南发现最多的遗存。由于发现比较普遍,加上精品文物出土较少,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以城址(遗址)为中心的湖南战国秦汉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战国秦汉遗存开始呈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同时,在这种工作思路下,战国秦汉考古工作也由过去的粗放化、碎片化日益向精细化、系统化发展。本年度战国秦汉考古成果颇丰,许多发现颇为引人注目。

临武渡头古城遗址是历史时期唯一一处主动性发掘项目,已开展多年工作。本年度的发掘结果出乎意料:城址东南突出的墩台不是六朝增建,而是与城址同时建成;而南部壕沟的开挖年代可能不是汉代,而是六朝时期。这些发现对认识以渡头古城为代表的岭南类型县城颇有帮助。

桃源纺织厂战国墓群的发掘,集中发掘了一批出土宽格短剑的墓葬,对于认识楚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具有重要意义。湘潭雷公塘墓群经过多次发掘,累计发掘墓葬已达一百多座,根据湖南楚汉县城分布的特点,不排除附近可能存在一个不见于文献记载、但战国至汉初曾存在过的县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桃纺墓群墓葬航拍。局部)

保靖洞庭墓群经过多次发掘,2020——2021年的工作由于精细化程度提高,有很多重要发现:墓坑垮塌痕迹的清理,有助于理解马王堆二号汉墓墓坑上圆下方结构的成因;多座合葬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精细化发掘获得的新收获同样体现在郴州黄泥塘汉墓的发掘上。在黄泥塘M1西南15米,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建筑遗迹,可能为祭祀类的建筑,为汉代以孝治国提供了新证据。

宋元时期是湖南地区开发的另一个高潮

宋元时期的遗存从数量上来看虽然不如战国秦汉时期,但从分布的地域来看,却远超汉代。许多过去没有文化遗存的地方都有宋元时期的遗存发现,如过去人迹罕至的梅山地区,近年来屡有宋元时期的壁画墓发现,本年度考古人员又对基本建设中发现的邵阳鸡笼村壁画墓进行了发掘和搬迁保护。

本年度发掘的许多地点的宋代遗存与战国秦汉时期遗存重合,如张家界田家台遗址、桃源纺织厂遗址等,从侧面证明了这两个时期是湖南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

由于人口的增加,对瓷器的需要激增,宋元时期湖南各地烧造土瓷的窑址如雨后春笋,本年度为配合基本建设,发掘了祁东袋子塘窑址和靖州藕团乡的茶山头、齐家山两处窑址。墓葬依然是宋元时期遗存的主体,在各地都有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桃源纺织厂89座宋墓的发现。桃源纺织厂宋墓与宋代遗址的发现,印证了地方志中关于宋乾德二年(964年)桃源设县的历史记载。

这次,明代湖南烧造的城砖被湖北荆州使用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名言。明代烧砖官窑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基本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及其支流岸边的地方,便于水运至南京,用于建设明代初期南京都城的城墙。湖南的岳阳、常德、长沙等地都发现了此类官窑。

本年度明清时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中方窑窿坡明代早期烧制城墙砖的官窑遗址群的发现,这是继南京官窑山遗址(发现砖窑110座)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明代砖官窑址,也是湖南继岳阳君山砖官窑址之后第二次发掘明代砖官窑遗址。

窑窿坡出土的城墙砖一般正面刻“辰州府提调官黄载”“沅州提调官判官庞栋”等及相关司吏姓名;背面刻总甲、小甲、造砖人户、窑匠等生产管理人员和工匠的姓名,对于研究明代手工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城墙是古代最重要的防御工程,一个城墙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安危。朱元璋时期,在全国各地广修城墙,为了保证城砖的质量,杜绝贪腐和偷工减料等现象,要求在城砖上刻上负责官员和各级制造者的名字,实施责任到人的制度。

经考证,确定“窑窿坡窑址群”烧造的城砖被荆州城墙所使用。荆州古城墙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曾是楚国的官船码头和渚宫,后成为江陵县治所。

明朝建政后,建都南京。为巩固长江中游的军事防御力量,着力打造荆州城墙,征调荆州本府及邻近的湖南辰州、沅州等地砖石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荆州城墙。目前的荆州城墙是清代在明代城墙基础上重建的。

在荆州古城的城砖上发现了和“窑窿坡窑址群”发掘出的同一批次的城砖。目前在荆州古城上已发现了74批次产自湖南的城砖,像“黄载”“郭权”等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荆州古城的城砖上。

同时,通过砖上辰州府与沅州府的记载,可以了解明代初期湘西南地区社会管理与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探讨当时行政、军事、民族管理等变迁的历史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