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些城市雕塑存在尺度过大、品质不高、题材不适宜以及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地方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强大型城市雕塑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加强城市雕塑的管控、管理和审查。（10月22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湖北荆州巨型关公雕像、贵州独山县水司楼，以及贵州剑河县的世界最大苗族女神仰阿莎雕塑，这些雕像都无一例外地“大”，不仅体积大、投入的手笔也大，如荆州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57.3米，曾号称是“全球最大关公像，耗资15亿元”；独山县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仰阿莎雕像高88米，共耗资8600多万元。
显然，这些雕像都是冲着“地标建筑”去的，然而在对“地标建筑”的概念认识中，这些地方政府似乎又只停留在“够大、够气派”的层面上，因此铆足了劲把雕像雕塑往“高大”这个方向整，如果有条件，恨不得修个“通天塔”。奈何事与愿违，在“高大”的背后，却是诸多的难堪：巨型关公雕像此前被曝发生了沉降，衍生出安全隐患问题，2019年8月被荆州市城管委下发整改函件，称其为“违法建设”；水司楼让刚脱贫的独山县负债累累；剑河县建设仰阿莎雕像时，尚未退出国家级贫困县行列。
一边是违建、负债等刺眼的现实，另一边则是不断上马的“高大”雕像工程，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这么热衷于建设高大的城市雕塑呢？这可能既跟权力心理有关，也跟程序失守有关。好大喜功的权力心理在部分官员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任时，他们喜欢一味地追求“大”，动作要大、投入要大、影响要大，以期让这种“大”来加持自己的政绩。浅层面的认知注定使他们的决策水平只会停留在造什么东西“就要越大越好”的阶段，却丝毫不顾及与环境的协调性，也不知道如何嵌入传统文化在其中，更不会考虑这一决策是否会以牺牲民生为成本。
另外，从建设程序上来说，这些又高又大的雕像本不该出现。例如，水司楼的背后对应的是地方的大肆举债，它的建设本就有违地方财政的合理使用原则；而巨型关公雕像并未得到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规划许可。所以，它们的“横空出世”显然是建立在突破既有程序和规定的基础上的。相应的程序规定为何没能发挥把关作用？又应该如何进行事后追责？地方政府以后在此类事件中应该受到怎样的权力监督？这几个问题中，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又尤为重要，因为大型地标建筑的建设会创造GDP，拆除也会创造GDP，如果地方政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很有可能会因此陷入对GDP的畸形追逐中，以这种大型工程来打造“亮眼”的GDP数据。
其实在今年4月，针对滥建“文化地标”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行为，住建部等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将超大体量公共建筑作为城市重要项目进行管理。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护城市风貌，但实际上，也是对建筑乱象背后的决策权的一种警示。说到底，降低地方项目对于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根源上减少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防止权力乱作为。
三湘都市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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