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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位把分母相加的“数学家”朋友

[责编:叶竹]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一个很大、很有名的丝绸厂,厂里九成以上是女工。那个年代,城市青年就业已经相当难,农村青年更没出路,而那时的工厂还只有国营的,进去就是铁饭碗,非常不容易,连官家子弟都想进工厂,能进丝绸厂的,要么长得漂亮,要么“有关系”。我这样介绍这个厂,实际上是想说,当时那个厂垄断了当时那个小城,以及附近几个县的美丽姑娘。

但我不是要说这个厂的女工,而是想说这个厂的一个男工。据说男工在这样的工厂里,非常受宠,一般的工厂是女工干轻活,男工干重活,但丝绸厂是反过来的,女工干苦活,男工干轻活。更突出的特点是,百分之几的男工置于百分之九十几的女工群里,每天眼花缭乱,据说很容易被女工“宠坏”。可我要说的这位男青年没有。岂止是没有,应该说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厂里的姑娘。

我大约是在他们厂的电影院门口遇到他的(他们厂有电影院,也对外售票),大约是在排队买票,他来跟我搭话,就这么认识了。我知道了他是丝绸厂的工人。他知道了我是数学系的学生。后来,我知道了,他认识我的目的是为了数学。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谈数学了。后来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寝室,又谈数学。以后,我们的交往中除了数学就没有谈过别的。有一次我问过他厂里的情况,跟他开玩笑说在美女如云的工厂里一个好学男青工会被宠成什么样子,他略过,不接话,此后便再没有说过数学以外的闲话了,所以,直到最后,我对他别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第一次到我们寝室,即提出要见我们最有名的教授。当时我们这位老师被邀请去美国某大学交流了几个月,他也知道了。我们当时听说的情况是,因为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杨乐或张广厚的论文,或者是他们在美国的报告,引用过我们这位老师发表的定理而受到邀请。但我们低年级同学不敢去接近他,因为对他的学问一点都不懂。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这位上进青年的情况,他虽然上过初中,但跟《非你莫属》节目中的“诺贝哥”一样,三两句话就会泄露他缺的是小学,即十岁左右的孩子应该知道的知识和逻辑。认知障碍造成了丝绸厂青年男工对“数学”的执着。这里的数学要加引号,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数学是怎么回事,他所说的数学不是数学,正如“诺贝哥”所说的“引力波”不是引力波。

我们这位数学迷不知道他给我们提了一个难题。我们不敢介绍一个像他那样缺乏基础的自学青年去耽误我们老师的时间,我们不敢想象那种尴尬的场面。但他只想见这位教授。我们说,你先读我们的教材嘛。他很无奈地说,都读过了。我们说基础打牢点总好。他应该是碍于我们的情面,带走了我们的数学分析教材。但他过两天就来还书来了。看完了,他说。

他是像看小说那样看完的。书中某些符号他肯定会认识,但正如我们看小说个别字不认识的字会跳过去一样,他两天看完了我们一年的课程。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打开这本书让一个头脑正常的初中生看上头几行,他会觉得“不知所云”,这是正常现象,他还会认识到自己当前确实“不行”,这也正常,但他因为里面的字大体上认识,所以能看,那么,你就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太正常。我们这位朋友就是这样,他的问题不是看不懂,而是不知道他看不懂,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和数学家是两类人,所以才敢去找数学家对话。

寝室有一位同学吃惊之余有了取笑他的心情,就打开书和他“讨论”,原来青工数学家在“读”数学表达式时,遇到有加号相连的地方,两头又有分数,他会把分数的分子分母一并相加!

告诉他真相意味着什么?不一定是对他的打击,相反,可能使他更坚定(不要以为现在的励志书才是这样写的,当时的励志书就是这样写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他决不接受真相。如何对待他,我们为难了。劝他放弃,告诉他这辈子不适合干这个,我们说不出口。就算不劝他放弃,只说他应该从初等数学开始,这也不能说——我们隐约表达了这个意思,他对这个信号非常敏感,他立刻领会到一种轻视,他的表情让我们难过。

他还是经常来我们寝室。他原来是我一个人的朋友,但我慢慢抽身。我们寝室另一位心肠特别软的同学,大概在某一次对他稍微安抚了一下,他于是认他做知己了。他每次来,受到什么对待,一看他遇到谁,二看这位同学当时的心情。大家越来越不耐烦,有空就敷衍他几句,没空就不说话。

后来,他终于不来了。我们不知道他找到了数学系的其他年级其他班的同学,还是直接去了他想去见的教授家。我们很快忘记了他。这情形,像惨了孔乙己和咸亨酒店的关系。

我再一次想起他,是在大约十年以后的一个夏天,我到了一个山区小镇,小镇虽小,还有一所完全中学。清晨的小镇清静极了,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举着一个硬纸牌,走过中学操场,纸牌上面写着几个化学方程式。据说他为了他“在化学方面的贡献”得到承认,多次进京,每次失望归来,他对“化学”的坚定就更进一步。到我看到他时,他每天早晨就举着他的成果在小镇走一遍,然后才开始其他营生。

我当时立即想起了我大学时代认识的青工数学家。他还好吗?除了知道他痴迷数学,我不知道他的任何信息,包括名字(也许我当时都没有问他的名字)。他后来会变吗?会突然放弃数学回归工厂的日常生活吗?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同样年轻的异性每天成群结队在眼前招展的时候,他能视而不见,眼里只有数学,后来还会有改变的机会吗?

山区的那个早晨,我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我的老朋友应该还在做“民间数学家”。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相识,今天,当我因为“诺贝哥事件”的影响想起他,我突然意识到,他很有可能跟“诺贝哥”一样成为下岗工人,因为你那个厂早就不在了。他跟“诺贝哥”年龄差不多,中国的“民科人士”多数在这个年龄。

我后来又陆续认识一些“民间科学家”,他们跟我那位朋友一样都是善良本分的人,他们不一定事事偏执,有可能只在他们的“研究范围”偏执。如果允许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想说“民科病”的发病机理跟传销相似,其转变的难度应该也差不多。“音乐界”的庞麦郞,“表演界”的芙蓉姐姐的情形亦类似。但这些比方都是跛脚的,因为在艺术方面,异常的思路和坚持可能会闪出异样的光彩。写出诗来就能证明谁是余秀华。甚至技术方面也可能有这样的意外。但是,但是,但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数学和科学的研究是必须要方法论的。

“民科症”有明显社会属性。将近四十年前,“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蒙昧时代结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新迷信兴起之时正在中小学,而家境或者个人处境困难,又死记老师灌注的不负责任的呆板教条的好孩子,容易罹患此症。这就是“诺贝哥”和我的老朋友那一代人(更多原因我在《人类的“引力波”和中国的“诺贝哥”》中有说)。再以后,“拼爹才会赢”,世上最公平的游戏可能是靠概率定输赢的赌博,所以,更年轻的“民科人士”就很少了,而多的是赌神和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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