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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顿:湖南人,抗战中贡献是全国最大的

[来源:湖南日报][责编:周杨]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界抗战类书籍成为近期主流。在湖南,周健良新书《抗命》出版引起关注,何顿的《黄埔四期》即将出版,亦有先声夺人的效应。

《抗命》描写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动的1942年华北大扫荡,拒绝手撕鬼子,拒绝浮夸抗日,写最有血肉的战时众生相;《黄埔四期》历时8年创作完成,展现近代中国从北伐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以历史真实人物为原型,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黄埔四期学生,描写了他们跨越60余年的传奇人生。

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湖南打了6次,四胜一平一负。作家们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先辈们如何拼死抗战,他们的遭际,如何解读正面战场等等,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

这些文字里,流淌着中国人深沉的家国之思与理性之辨。

(记者 李婷婷)


何顿:湖南人,抗战中贡献是全国最大的



人物链接

长沙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被评论界誉为中国“新生代”和“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黑道》《湖南骡子》《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等。


身为湖南人面对这段历史开溜,有点对前辈不住


湘江周刊:《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如今构成了您的抗战三部曲。能否谈谈您为何转向这类题材,您最想通过作品传达什么?

何顿:1998年,写完《眺望人生》后,自己不知道再写什么,不可能又写一本《我们像葵花》。那段时间比较苦闷,有天去天心阁与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老人说自己参加过衡阳保卫战,当年他是以学生的身份报名参军。我顿时觉得这个有意思。

童年时候我接触过一些抗战老兵,那时候我住在青山祠,喜欢串门,我的一些同龄人的父亲就是老兵。长沙第一、二、三、四次会战,当时的课本上没一个字,老师也不提,我是从那些老兵嘴里知晓的。长大后,我留意过,没有这方面的文学作品。写完以江永知青为题材的《眺望人生》,这些童年时候接触过的老兵就跳进我脑海中了,一张张脸,一个个人,赶也赶不走。奇怪吧?我自己也奇怪,便开始收集这方面的素材,一收集就有了创作冲动,便写了《来生再见》。

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当年我们的历史课本上那段历史很残缺。我好高骛远,想用小说的形式弥补这段残缺的历史。


湘江周刊: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方德万说:“1939年之前的抗战史研究得比较充分,1939年之后的抗战史尚留有诸多空白,盖因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府已无力很好地保存资料。何顿的三部抗日小说所写的大都是1939年之后的战事。”写作之初,您就是有意识地选取这段史料的吗?

何顿:写作之初很懵懂,就是想湖南打了这么多抗战,竟没作家写,问人,个个摇头。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在抗战的历史面前徘徊,写,也许是费力不讨好的;不写,身为湖南人面对这段历史开溜,有点对前辈不住。最后想,舍我其谁!也就是在这种自省的意识催促下,一头扎进了这段历史。

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湘江周刊:听说写作《黄埔四期》是因为谢乃常将军的后裔谢祥京找到您,“跟我讲他们父辈的故事,听得我血脉贲张”。当时是因为一个怎样的点,刺激您觉得必须要写下它?写作过程中,您觉得您“不得不写”的东西是什么?

何顿:写完《湖南骡子》后,确实不想再写抗战小说了,准备休养一段时间,看看书,玩玩,调整自己。贺百丁和谢乃常的后代看了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后,觉得自己的父辈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于是找到我,跟我说他们父辈的事情。我是抱着好奇的态度聊天的,可是被他们父辈的故事带进去了。举一例,贺百丁的侄儿说:“我伯伯在世时说,与日军打仗,很惨,日本人不但武器好,训练也有素,只能与日军死拼。”这几句话里藏的信息量很大呵,“只能与日军死拼”,这话里深深扎入了中国人的“气节”意识!又一例,谢乃常的儿子说:“我父亲是第一个收复失土的,1944年5月,谢将军带领众官兵,从日军手上夺回了片马。”这很了不起。这就是不得不写的原因!


湘江周刊:谢祥京读了小说之后跟您交流了他的感受吗?

何顿:我最担心的是谢祥京和贺彰不喜欢这部小说,《黄埔四期》发给谢祥京看时,我在电话里说,如果你不满意,我就把谢乃常的名字改掉。谢祥京答,我看看再说。他用五天时间看完了《黄埔四期》电子版,每天看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凌晨四点钟一醒来就又坐到电脑前看。一部小说如果写得不好,你会凌晨四点钟一醒就爬起床看吗?看完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一定要写篇评论。他真的就写了一篇,“《黄埔四期》的战争与性”,足以证明他对这部小说有多么喜爱。


湘江周刊:您在微博中说:“有客来访,聊天中他说,‘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他说幸亏我写了《来生再见》《黄埔四期》,用文学书写了那段历史!我不禁哑然……”能否谈谈省略号里您的感受?

何顿:应该正视历史,国民政府军队打了22场大会战,就是日军出动10万人、国军动用20万人以上的,就叫会战。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


湖南人,抗战中贡献是全国最大的,宣传不够

湘江周刊:前不久微博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当下荧屏、网络上流行的“神剧”“雷剧”等抗日题材小说、影视剧的浮夸风气,遭到网友的调侃。您对当下充斥荧屏的抗日剧怎么看?您觉得它们最应该提升的地方是什么?您如何在写作中做到“正本清源”?

何顿:我在一篇访谈中说过,那是对前辈浴血奋战的侮辱。我建议把那些导演统统送到战场上去,让他们与恐怖分子打仗,能活着回来的,打死他也不会拍那样的抗日神剧了。日军真那么不经打吗?《黄埔四期》主角贺百丁的后人曾对我说,贺百丁活着时说:“1942年前的日本兵,没一个投降的,打扫战场时,统统都战死了,没一个活口。”他是强调日本兵凶狠,而且被洗了脑,不愿向中国军队投降,肉搏中,几乎是三四个中国士兵才能杀死一个日本兵。就是说用三个中国士兵的命才能换一条日本兵的命。你想想那种不要命的肉搏是多么惨烈!我把这些场景写到《黄埔四期》里了,不是想告诉读者日本兵有多厉害,而是想让读者明白抗日战争是多么残酷!


湘江周刊:湖南人写湘军抗战,在心境上是否特别不一样?

何顿:湖南人在抗日战争中对全国作的贡献是最大的,可是宣传不够!正面战场的22次大会战,湖南打了六次,四胜一平一负!也不全是湖南人打,当时在湖南境内有不少外省人,如四川人、陕西人,但最多的还是湖南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都是就地征兵。

我因写抗战小说,查过每一场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意义,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那是日军在中华大地上攻城掠地的战役中第一次败退,之前日军把武汉、广州和南昌都打下了,但是在湖南却受阻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用捷报告诉全中国人民,“战无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原来是可以战胜的,这就猛地提升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意义就有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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